4.7 唐 虚空锦

五、反抗者之一：隐士陶幌
　　唐代的隐士，如上节所说，几乎已经没有魏晋时的隐士那种与强权相对抗的勇气了，更多的是如王干那样的外表闲逸而内心“闲不得”的所谓隐士；即便是真隐士，也往往是道士，如司马承祯之类，这些道士并没有什么反抗精神，反倒常常与皇亲贵族们往还，甚至于成为皇帝的座上宾。
　　魏晋遗风的继承者，我在袁郊的传奇集《甘泽谣》中找到一个。这个虚构的、并不真正存在于现实中的隐士名叫陶幌，袁郊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身份：“彭泽令孙也。”——就是陶渊明的子孙。
　　陶舰生活于开元年间，家于昆山，富有田园产业。他选择家人中老实而又能管事的人管理家事，自己则泛游于江湖之中，遍行天下，常常好几年都不回家；回家后见到自己长大了的子孙，总是连名字都叫不出来。
　　以陶崛的文章和学问，是可以经世济民的，但他以为自己本性疏脱，因此不愿去谋取仕宦。
　　陶崛生下来就精通八音①，他让匠人做砖璧，暗中记岁时②，然后敲打听取砖譬的声音，竟然和所记的不差毫厘。他又曾经撰写收集《乐录》八章，以定音乐的得失。①②③钟、磐、琴瑟、箫管、笙竽、壤、鼓和税敌。
指不同时节烧出的砖的声音与历法暗合。
及第而尚未授官的进士。
　　他自己制造了三艘船，极尽巧妙，一艘用来自载，一艘用来载宾客，还有一艘则用来载贮酒肴。他的客人有前进士③孟彦深、进士孟云卿和布衣焦遂。三位客人各自携带仆妾，共载于一船。陶舰又有女乐一部，常常在船上奏清商之曲。碰到佳山秀水，总要探胜寻幽，直到兴尽，方才回返。
陶幌的大名，已经闻于朝廷，再加上当时天下承平，因此他所经过的郡邑，都要招邀延请他，但陶幌总是拒绝道：“我是麋鹿闲人，不是王公的座上客。”但也有没有邀请他他就自己来拜访的时候，那就得看郡守的为人和当地的景物是否能吸引他了，吴越一带的人，因此都称他为“水仙”。
他曾有一个亲戚做南海太守，他因为要去探访韶石（今广东曲江县）的胜景，就顺道前去拜访这位亲戚。郡守因为他远来拜访，十分欣喜，赠他百万钱。他又在南海碰到一个人卖古剑，长二尺许，又有一个玉环，径四寸，还有一个跟着海船一起过来的昆仑奴名叫摩诃的，十分善于游水又英勇矫捷，于是他索性把这些宝物都一起买下来，还道：“这些都是我家的至宝了！”于是回棹，下白芷，入湘江，每当遇到水色清澈可爱之处，他总是把古剑和玉环投入水中，让摩诃潜水去拾取，以为戏乐。
　　　这样过了好几年，有一次，在渡过巢湖的时候，陶幌又把古剑和玉环投下去，让摩诃潜水去取。摩诃才入水，就急忙带着古剑和玉环出来了，说：“被毒蛇咬了。”他取出刀削去了自己的一根手指，才得以幸免。焦遂道：“摩诃之所以受伤，不会是因为阴灵发怒了吧？因为水府是不愿被人窥探的。”陶幌道：“多谢指教。但我是常常羡慕谢康乐（谢灵运）的为人的，他说'定要乐死于山水之间，只要能满足我这个喜好，其他的我全都不管了且人生如逆旅，置身宇宙之间，居布衣之贱，得贵游之乐，浪迹怡情三十年，只能说这是我命该如此。不能升玉墀见天子，施功惠民，逞平生志，也是命该如此。”于是下令开船，说是一定要到襄阳山去，然后才回吴郡。
　　　行船到西塞山①　①又名道士湫矶，在湖北省黄石市东郊，为古襄樊三名山之一。下，泊于吉祥佛舍旁，看见江水作黑色，滞而不流，陶幌道：“这水中必有怪物。”于是将古剑与玉环投入水中，命摩诃下水去拾取。只见摩诃沉浮于波涛间，许久才出来，气息微弱，精疲力竭，几乎无法支撑下去了。摩诃道：“古剑和玉环都不能取了，水下有龙，高二丈许，古剑和玉环都放在它的前面，我伸手要取，龙就怒目圆睁。”陶叫道：“你、古剑和玉环，是我的三宝，如今那两个宝物都失去了，我留你又还有什么用？你定要尽全力去把古剑和玉环取回来。”
　　摩诃迫不得已，只好披发大呼，眼角都有血流出来了，于是拼命潜入水中，再也没有出来。许久之后，才见到摩诃断裂的肢体浮出，污血染红了江面，仿佛是在告诉陶幌摩诃已死。陶幌大哭，下令回棹，又赋诗一首自叙，再也不作江湖之游了，其诗道：“匡庐旧业自有主，吴越新居安此生。白发数茎归未得，青山一望计还程。鹤翻枫叶夕阳动，鹭立芦花秋水明。从此舍舟何所诣，酒旗歌扇正相迎。”
　　陶舰对摩诃的态度，似乎颇为矛盾，比如程毅中先生在《唐代小说史》中，就指责陶幌是一个“残暴无情的奴隶主”，但如果陶幌果真不以摩诃的生死为意，那么他在摩诃死后的“流涕水滨”和“不复议游江湖”又该如何解释呢？吴志达先生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中，注意到了陶叫的“流涕水滨”和“不复议游江湖”，但他却认为，这仅仅是表现了陶幌性格的复杂性，而陶幌终究仍然是一个“把奴隶的性命作为戏笑之具”的“貌似名士风流、实为虚荣无聊的浪荡子弟”。
　　关于“残暴无情的奴隶主”，我们知道一个很有名的典故，且正发生在魏晋人的身上，所以很可以在这里把他拿出来与陶舰作个对比：
　　《晋书·王敦传》里说，王恺请客，王敦和王导去赴宴，有一个女伎，吹笛稍有差谬，王恺当场便把她打死。又有一次，王敦与王导又去赴宴，王恺使美人行酒，若客人喝酒不尽，便杀美人，敬酒到王敦和王导的座位时，王敦故意不接酒，美人因此而花容失色，王敦却傲然不视；而王导虽然不会饮酒，却也要勉力饮尽。
　　如王恺和王敦这样的人，才可以说是“把奴隶的性命做嬉笑之具”的“残暴无情的奴隶主”，而陶幌对摩诃，虽然也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但也已经不再像魏晋时王恺那样的无情和简单了。
　　让我们换—个方向，从小说中的两个小道具—古剑和玉环入手。
　　　自战国以来，剑就象征着勇武、不畏强权和献身之精神，这种象征性是因剑的使用者而得以附着于剑之上的。比如《史记》中“聂政之刺韩相”：“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但这样的精神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渐渐地消失了。,到唐代时，剑便往往与舞联系在一起，如公孙大娘之类，“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漂亮是漂亮了，但却没有什么杀伤力，更谈不上勇武、不畏强权与献身了。而其等而下之者，甚至成为道士骗钱的工具，如上文所提到的孙恪的表兄张闲云，自称他的剑与干将相类，但结果却被袁氏如折藕般折成寸断。剑的这种变化其实极具深意，到明清时，我们所看到的剑往荏只剩下两种用途：装饰和骗钱，而剑的形制也渐渐地由简单变得复杂，如果我们将现在网络游戏中的剑与仍保存于博物馆中的“勾践剑”作个对比，则可以知道在这几千年间，剑以及剑所象征的那种精神，已经堕落到了何种地步。而玉之象征性则几千年来都没有变化，代表着坚贞不屈的性格和纯洁无瑕的品质，一直到现在，2008年奥运会的金牌仍采用金镶玉的设计。如果我们把古剑与玉环所隐含的这些象征考虑进去，也就可以明白陶幌之将古剑与玉环投入水中，然后让摩诃冒着生命危险潜水去拾取，决不意味着陶舰是一个“貌似名士风流，实为虚荣无聊的浪荡子弟”，同时也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在有恶龙于水底的情况下，仍然硬逼着摩诃入水了。在陶幌这个貌似无聊的举动中，隐含着他对古剑与玉环所代表的精神与性格的怀想，然而这种怀想又是极其消极的一-他甚至都不敢自己下水去拾取他所抛弃之物，而只敢让奴隶代自己去行动，而在这种反复的拾取中，他与摩诃终于产生了某种若有若无的精神上的联系，这也正是他在摩诃死后“流涕水滨，不复议游江湖”的真正原因。
　　　换一个角度看，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从魏晋到唐朝，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已经有了改变，至少已经不是如王恺与其姬妾那种残酷的没有一丝一毫的人情味的关系了。与奴隶有关的唐传奇，还有《无双传》、《昆仑奴》等等，从这些篇章中也都可以看到这种改变。史书中提到奴隶与奴隶主关系的史事也有不少，比较典型的如崔觐，《旧唐书》说他老而无子，乃以田宅、家财分给奴婢，让他们各为生业，而崔觐夫妇则隐居于城固（今陕西城固）南山之中，不问家事，只让奴婢们时不时给他们送来一些酒食便可。
六、反抗者之二：饮血者许汉阳
　　饮血者许汉阳的故事，出现在《博异志》中。《博异志》的作者，《新唐书》中称是谷神子，有人因为裴铏亦号谷神子，所以以为是裴铏所作，但又有人认为裴铏的时代太晚，现在的人多据《郡斋读书志中的“或曰名还古”一句，而猜测是中唐时的诗人郑还古所作。
　　赵璘《因话录》里面，记录了郑还古几件强悍的事。其中一件是说他与他的弟弟为了逃避兵祸，用肩舆抬着他们的老父，日夜兼程，从山东回到了洛阳，郑还古两肩皆疮；还有一件事，是说他的弟弟齐古好赌，常常拿郑还古“帑中藏物”去还赌债，甚至于连郑还古“妻之赀玩”也不放过，而郑还古每次出门，总是把钥匙交给家人，并叮嘱道：“留给二十九郎（指齐古）还赌债，不要让他再欠别的债了，免得为恶人所害。”赵璘最后说他是“刚躁，喜持论，不容于时”。
　　《博异志》在唐人的传奇集子里面，是极上等的一种，我自己以为是稍逊于裴铜的《传奇》，而又比牛僧孺的《玄怪录》要好的。其中《李黄》一则，是后来民间故事《白蛇传》的源起，《吕乡筠》写商人吕乡筠行旅途中遇君山老父吹笛，“湖上风动，波涛沆瀁，鱼鳖跳喷，乡筠及童仆恐耸詟慄。五声六声，君山上鸟兽叫噪，月色昏昧，舟楫大恐，老父遂止”，这样的描写就已经是上品了，而老父吹笛之后所吟之诗，更得到了苏东坡的称赞，以为可以与李白的诗相媲美，其诗曰：“湘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藟坐翠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
下面，还是回过头来，说说许汉阳的故事：
汝南（今河南汝南）人许汉阳，贞元（785—805）年间，行船于洪饶（洪州，今江西南昌，饶州，今江西鄱阳）之间，日暮时江波渐急，于是从小浦中寻路而入，走了有三四里，来到一个小湖里，虽然广阔，但水却只有二三尺深，又往北走了一里多水路，见到湖岸竹林树丛十分茂密，于是就行船过去，想在那里停泊。
渐渐行近了，看见岸上有许多亭子和楼宇，两个丫鬟，双鬟乌黑，素面如玉，笑着迎上前来。许汉阳非常惊讶，用游词去调戏她们，她们都大笑起来，跑回宅子里去了。许汉阳把衣服整理好，上岸去拜谒宅子的主人，没走三四步，丫鬟已经迎出来，把许汉阳引入内厅，请许汉阳入座后，道：“女郎正在换衣服。”
　　　等了一会儿，丫鬟让许汉阳从中门进去，只见庭内一个大池子，池中荷芰芬芳，四岸绿森森如碧玉，两道虹桥贯通南北。
　　　北岸上有一个大阁子，许汉阳历阶而上，见阁子上用白金写着“夜明宫”三个大字，阁子四周种满奇花异果，茂盛葱茏如同云彩。丫鬟引着许汉阳上了阁子的第一层，里面有六七个丫鬟，见到许汉阳急忙排成一排行礼，又上到第二层，才见到六七个女郎，全都是许汉阳以前从未见到过的美色。
　　　女郎们问许汉阳是从哪儿来的，许汉阳把不意间到此的经过都说了。女郎们请许汉阳落座，丫鬟们将饮食呈上桌，全都是在人间见不到的珍馔。吃罢饭，又让人把酒拿上来。阁中有一棵数丈高的奇异的树，枝干像梧桐，叶子却像芭蕉，满树生着红色的蓓蕾，大如酒杯，正对着许汉阳和女郎们饮酒的地方。一位女郎端着酒，命丫鬟捧一只鹦鹉一样的鸟上来，放在面前的栏杆上，那鸟儿啼了一声，一时间满树的花都开了，芳香袭人，每朵花中都有一个一尺多高的手执乐器的美人，姿态婉丽，衣裙飘曳，全都各有风致。花中之人都各执乐器，笙箫丝竹全都齐备，花中之人再次行礼，女郎举杯，于是所有乐器都演奏起来，萧萧泠泠，真如仙乐一般。
　　酒才过了一巡，天已黑了，月色明亮起来。女郎们所说的事情都不是发生在人间的，许汉阳完全弄不明白。有时许汉阳以人间事来对答，女郎们却全都不回答他。欢饮到二更，才将筵席撤下，树上的花全都落到池中，美人们也落了下去，全都不见了踪影。一个女郎取出一卷书给许汉阳看，却是一篇《江海赋》。女郎让许汉阳读一遍，许汉阳便读了，女郎自己又读了一遍，便命丫鬟把书收起。这时其中一个女郎对别的女郎和许汉阳道：“我做了一首感怀诗，想吟诵给大家听。”女郎和许汉阳都道：“好啊!”于是那位女郎吟道：“海门连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载一归来，辛苦潇湘水。”吟罢，女郎又让丫鬟取来书卷，还有笔、墨和砚，请许汉阳将诗写在书卷上。许汉阳将书卷展开一看，白底上铺着金花，以银字写在上面。书卷大如拱斗，已经写了有一半多了。看那支笔，是以白玉为管，砚台是碧玉做的，装在玻璃匣里面，砚台里研磨的都是银水。许汉阳写完了，女郎们又让许汉阳在上面署名。许汉阳把书卷往前翻了翻，又见几首诗，下面都有人署名，有叫“仲方”的，有叫“巫”的，有叫“朝阳”的，但是都看不到这些人的姓。许汉阳把名字写上了，女郎便把书卷收起。许汉阳道：“我做了一首和诗，想写在后面可以吗?”女郎道：“不可，这是要拿回去呈给父母兄弟们看的，不想把别人的诗杂在里面。”许汉阳又问道：“那刚才署上了敝人的名字，怎么又可以呢?”女郎道：“这不一样，不是您可以明白的。”
　　四更之后，便让人把东西全收拾了，匆忙中，一个丫鬟道：“郎君可以回船上了。”许汉阳便起身，女郎们道：“这次旅途中的相会真让人高兴，只是对您还是怠慢了呀!”于是大家才恋恋不舍地分手。
　　许汉阳回到船上后，忽然刮起大风，云色变暗了，四周黑得寸步难行。到黎明时分，看昨夜里饮酒的地方，只是空空的树林罢了。
　　许汉阳解缆而行，到昨晚所见的江岸人家处，看到有十几个人聚在一起，似乎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于是许汉阳泊舟上前去探询。人们道：“江口那儿溺死了四个人，到了二更天才捞出，其中三个人已经死了，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死了，但还有些气息，女巫用杨柳枝洒水禁咒，许久之后才活过来，说昨夜水龙王的女儿们还有姨姊妹一共六七个回洞庭湖去，路过这里，举行夜宴，取我们四个人作酒，因为客人少，没有喝多久，所以我还有命能回来。”许汉阳感到非常惊讶，又问道：“那客人是谁?”那人答道：“是个穷酸的文人，不记得他的姓名了。”又道：“丫鬟说，小娘子们十分喜爱人间的文字，但总弄不到，她们常常想得到一个穷酸文人的文字又没有法子。”许汉阳又问那个穷酸文人现在在哪里，那人说已经坐船走了。
　　　许汉阳回想昨晚的事情，还有那些感怀诗，都历历可验。他默然回到船上，忽然觉得肚子里不舒服，竟吐出数升鲜血来，才知道昨夜筵席上果然是以人血为酒的。
　　　三天之后，许汉阳的身体才恢复过来。
　　这一篇的特异处在于许汉阳前后经历的对比所给人的触目惊心的、甚至可以说是冰冷而残酷的感受。整个故事的大部分，气氛都是欢乐的，想象清丽，语言的风格也十分华美，但是到了文末，气氛却为之一变，刮起了大风，云色变暗，四周变得漆黑，到了黎明，树林里空空的显得凄冷，而在微茫的光中，溺水后被救起的人把昨夜的一切欢乐都颠覆了，原来许汉阳昨夜里所赴的筵席，竟是人血的盛宴。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把龙在中国的象征意义考虑进来，则可以知道这篇传奇实在是唐传奇中极少见的特出之作，这里隐隐然是在以嗜血的龙象征统治者，而许汉阳作为一个书生的尴尬处境也被表露无遗：在统治者那里，他不过是一个玩物，连将自己的诗写上书卷的机会都没有；而在渔民那里，他却是一个“措大”，又穷又酸，根本无法得到渔民们的尊重。
　　　而许汉阳所能做的反抗，也仅仅是把血吐出来而已，这种平淡而又绝望的结局，几乎就是当时某些意识到自己的尴尬处境的文人内心痛苦的真实反映。
　　　这一篇传奇的风格也很明显地影响了后来宋代文人的写作，或者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是宋代文人更多地体验到了《许汉阳》作者的心境,从而写出了与《许汉阳》的风格相近的作品。当然，后来者的写作，又比《许汉阳》更冰冷、更残酷，也更绝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