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渐趋完善的监察体制
一、虚心纳谏的监察思想
隋文帝虚心纳谏，任人唯贤，在他身边涌现了如 苏威 柳彧式的正直严明的官吏。
而针对隋炀帝任性拒谏，人难尽悉之弊，唐朝从高祖李渊起就注意虚怀纳谏。
武德元年（618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向高祖李渊上奏：
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
父有诤子抄，虽无道不陷于不义；
故云袭子不可不诤于父，臣不可不诤于君；
唐太宗更是对谏诤有清醒的认识，他从隋炀帝君主独断，“乖谬”甚多，导致误国的教训中深知为君不易，即位后立即诏令百官“上封事”，并将这些上书“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览,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寝。”
唐太宗重视臣的作用，他把君视为君主的耳目股肱，并表示要改变隋炀帝善猜忌的错误，使君臣相亲如一体。“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治国之大害也。”
太宗纳谏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启发诱导。《贞观政要》记载：“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知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
二、监察体制的独立性
（一）官制完备的隋朝御史台
隋朝恢复了北齐御史台制，御史大夫为台长，治书侍御史为次官。隋炀帝执政后，对监察制度进行改革，增设了谒者台和司隶台，分削御史台的职权。
（二）专司监察的唐朝御史台
唐朝初年废除了谒者台和司隶台，御史台成为国家最高行政监察机关（武后时曾分为左右素政台，睿宗时又合并为一），以御史大夫为长官，御史中丞二人为辅佐。
唐朝创立了御史台三院制度。御史台以下分设台院、殿院、察院。
台院，设侍御史六人，权威显赫，执掌纠弹中央百官，参加大理寺审判和推鞠由皇帝制敕交付的案件，以及总判台内诸杂事。虽然侍御史官位只是从六品，但职权极重，所以在御史中受到特殊重视，或由皇帝直接指派，或由宰相、御史大夫商定由吏部选人。
殿院，设殿中侍御史9人，执掌朝会时百官仪态行止、言行队列，以维护朝仪的秩序和尊严；并负责推按狱讼，监察和巡视京城内外及驻屯京师的诸卫和禁军。
察院，设监察御史。主管巡按州县，监察百官和在京的所有中央机关的工作和簿案。唐朝以“道”为监察区，因此对地方的监察，又称“道察”。
监察御史在御史台中品级虽低，在正八品以下，但权任极大，是皇帝的耳目，他可以预先不经过御史台长官，而直接向皇帝奏弹。
（三）独具特色的言谏制度
隋朝的言谏和封驳机构均隶属于门下省，规模庞大，职权尤隆，门下省的黄门侍郎纳言的主要职责是讽谏和封驳违失。
言谏制度发展至唐朝已经趋于成熟，形成监管体系。谏官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国家政策、法令以及某些重大措施和制度，对国家政策、法令的执行情况，甚至包括皇帝执行政务的情况进行监督，如认为不妥，有权向皇帝规谏。
王夫之说：夫谏官职在谏矣,谏者,谏君者也,征声逐色,奖谀斥忠,好利喜功,狎小人,耽逸豫，一有其几，而必犯颜以诤；大臣不道，误国防贤，导主贼民，而君偏任之，则直纠之而无隐。
唐《白虎通》“人怀五常之性”，谏分五类，讽谏、顺谏、规谏、致谏、直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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