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简介
“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便似老佛。”
【译文】
“只谈‘明明德’而不谈‘亲民’，就和佛、道两家的思想接近了。”
【九二】
“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
【译文】
“至善是天性使然。天性原本没有一丝一毫的恶，所以才叫至善。止于至善，就是复归于本来的天性而已。”
【九三】
问：“知至善即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则不为向时之纷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则不扰扰而静，静而不妄动则安，安则一心一意只在此处。千思万想，务求必得此至善，是‘能虑而得’矣。如此说是否？”
先生曰：“大略亦是。”
【译文】
陆澄问：“明白至善是人的本性，而本性就包含在人的心中。人的本心即是至善的所在，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去外面探求至善，这样意志才能确定。意志确定之后就可以不受干扰、内心平静，内心平静就不会心念妄动、就会感到心安，心安就能够一心一意只关注至善。思来想去，都是要探求这个至善，这样便是‘能虑而得’了。这样理解可以吗？”
先生说：“大体上不错。”
【九四】
问：“程子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何墨氏兼爱，反不得谓之仁？”
先生曰：“此亦甚难言，须是诸君自体认出来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阳生，必自一阳生，而后渐渐至于六阳，若无一阳之生，岂有六阳？阴亦然。惟有渐，所以便有个发端处；惟其有个发端处，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若无芽，何以有干有枝叶？能抽芽，必是下面有个根在。有根方生，无根便死。无根何从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
【译文】
陆澄问：“程颢先生说：‘有仁德的人将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整体。’为何墨子的兼爱之说，反而不能认为是仁德呢？”
先生说：“这很难说清楚，必须诸位自己体会才能明白。仁德是造化万物、生生不息的天理，虽然弥散流动在天地之间、无所不在，然而它的流动变化、作用发生，也都是逐渐发生的过程，因此才能够生生不息。好比冬至的时候，阳气刚刚生发出来，阳气慢慢积聚才会旺盛，如果没有一开始阳气的发生，哪里来后面旺盛的阳气呢？阴气的变化也是同样的道理。正因为仁德的作用是一个过程，所以才会有一个发端之处；正因其有个发端之处，所以才能生出万物；正因其能生出万物，所以才能不停不歇。例如树木，一开始发芽，就是树木生生之意的发端之处；发芽后长出树干，继而长出树枝、树叶，才得以生生不息。如果没有发芽，何来的树枝、树叶？而树木之所以能够发芽，是因为下面有一个树根。有树根才能够生，没有树根就会枯死。没有树根如何发芽呢？父子、兄弟之间的感情，便是人心中生生之意的发端之处。就像树木发芽一样，从孝悌之情开始，渐渐能发展成仁民和爱物的感情，就好比是树木长出树干、树枝和树叶。墨子的兼爱之说提倡没有差别的感情，将自己的父亲兄弟视作与路人相同，这就没有了发端之处。无法发芽，就知道墨子的兼爱是没有根的感情，便无法生生不息，这样怎能称其为仁德呢？孝悌之情是仁德的根本，而仁德正是从孝悌之情中生发出来。”
【九五】
问：“延平云：‘当理而无私心。’‘当理’与‘无私心’如何分别？”
先生曰：“心即理也，‘无私心’即是‘当理’，未‘当理’便是‘私心’。若析心与理言之，恐亦未善。”
又问：“释氏于世间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无私心。但外弃人伦，却是未当理。”
曰：“亦只是一统事，都只是成就他一个私己的心。”
【译文】
陆澄问：“延平先生说：‘合乎天理而没有私心。’合乎天理与没有私心如何区别？”
先生说：“心就是天理，没有私心就是合乎天理，不合乎天理就是有私心。如果将心和理分开来说，恐怕不太好。”
陆澄接着问：“佛家对于世间一切情欲私心都不沾染，似乎没有私心。但将一切外在的人伦关系全都抛弃，却也不合乎天理。”
先生说：“佛家和世人都是一回事，都只是要成就自己的一己私心而已。”
【九六】
侃问：“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说闲语、管闲事？”
先生曰：“初学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于工夫上又发病。”
【译文】
薛侃问：“持守意志好比心痛，一心一意全都放在感受这个痛上，哪还有功夫说闲话、管闲事？”
先生说：“初学时这样用功固然好，但是要知道意志的生发与作用是‘出现与消失都无法确定时间，也不知道去往何方’的。心的神妙灵明本来就是如此，功夫才能够有所着落。如果只是死守着，恐怕又犯了执着的毛病了。”
【九七】
侃问：“专涵养而不务讲求，将认欲作理，则如之何？”
先生曰：“人须是知学，讲求亦只是涵养。不讲求，只是涵养之志不切。”
曰：“何谓知学？”
曰：“且道为何而学？学个甚？”
曰：“尝闻先生教，学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体认天理，只要自心地无私意。”
曰：“如此则只须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
曰：“正恐这些私意认不真。”
曰：“总是志未切。志切，目视耳听皆在此，安有认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讲求亦只是体当自心所见，不成去心外别有个见。”
【译文】
薛侃问：“专注于涵养德性而不注重讲究求索的功夫，把私欲认作天理，应该怎么办？”
先生说：“人必须知道如何学习，讲究求索也只是涵养德性。不做讲究求索的功夫，只是涵养德性的意志不够坚定。”
薛侃问：“什么叫知道如何学习？”
先生说：“你且说说为何要学习？学些什么东西？”
薛侃说：“以前曾听闻先生说过，学只是学习如何存养天理。心的本体就是天理。体认天理，就是要使得心中没有私欲。”
先生说：“如果是这样，就只需要克除私欲便可，又何愁不明白天理和私欲呢？”
薛侃说：“我正是担心辨认不清哪些是私欲。”
先生说：“说到底还是意志不够坚定的缘故。如果意志坚定，眼睛、耳朵都在察觉私欲上，怎么会认不清呢！‘辨别是非的能力，是人天生所具备的’，不需要向外去求。讲究求索也只是体会内心的感受，并非向外去求别的认识。”
【九八】
先生问在坐之友：“比来工夫何似？”
一友举虚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说光景。”
一友叙今昔异同。先生曰：“此是说效验。”
二友惘然，请是。
先生曰：“吾辈今日用功，只是要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见善即迁，有过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则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说效验，却是助长外驰病痛，不是工夫。”
【译文】
先生问在座的学友：“近来功夫有何进展？”
一位学友说自己心中感到清澈明亮。先生说：“这是说做功夫的情景。”
一位学友叙述了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区别。先生说：“这是说做功夫的效果。”
两位学友一片茫然，向先生求教。
先生说：“我们现在下功夫，只是要使得为善之心更加真切。为善之心真切了，见到善就自然会贴近，有过错就会改正，这才是真切的功夫。只有这样，才能使得人欲日渐消弭，天理日渐明白。如果只是探求做功夫的情景和效果，反而会助长向外求的毛病，不是真正的功夫。”
【九九】
朋友观书，多有摘议晦庵者。
先生曰：“是有心求异，即不是。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辩。然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若其余文义解得明当处，如何动得一字？”
【译文】
学友们看书，时常指摘议论朱子。
先生说：“存心去找区别，就是错误的。我的学说与朱子往往有所不同，在入门功夫上甚至有毫厘千里的差别，必须分辨清楚。然而我的用心与朱子并无二致。如果朱子在文义上解释得清楚明白的地方，又怎能改动一个字呢？”
【一〇〇】
希渊问：“圣人可学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其同谓之圣者安在？”
先生曰：“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以五千镒者而入于万镒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厕之尧、孔之间，其纯乎天理同也。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犹炼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争不多，则煅炼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则煅炼愈难。人之气质清浊粹驳；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其下者必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则一。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看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不务煅炼成色，求无愧于彼之精纯，而乃妄希分两，务同彼之万镒。锡、铅、铜、铁杂然而投，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无复有金矣。”
时曰仁在旁，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离之惑，大有功于后学。”
先生又曰：“吾辈用力，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
【译文】
希渊问：“圣人可以通过学习来达到，然而伯夷、伊尹与孔子相比，才学与能力终究不同，为什么孟子均称其为圣人呢？”
先生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只是心中纯粹都是天理而不夹杂着人欲。好比纯金之所以是纯金，只是因其成色足而没有铜和铅等杂质。人达到心中纯然是天理就是圣人，金达到成色十足就是纯金。然而圣人的才学能力也有大小的区别，好比金的分量有轻有重。尧舜好比是万镒的黄金，文王、孔子好比是九千镒的黄金，大禹、商汤、武王好比是七八千镒的黄金，伯夷、伊尹好比是四五千镒的黄金。他们的才学与能力虽然不同，但心中纯粹都是天理这一点是相同的，因此都可以称之为圣人。这就好比黄金的分量虽然不同，但成色十足是相同的，故而都可以称之为纯金。将五千镒的纯金融入一万镒的纯金中，成色还是相同的。以伯夷、伊尹的圣德与尧、孔子的圣德相比较，心中纯粹都是天理是相同的。因此纯金之所以为纯金，在于成色是否十足而不在于分量的多少；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在于心中是否纯粹都是天理，而不在于才学和能力的大小。因此，即便是一般人，只要肯用功学习，使得心中纯粹都是天理，也可以成为圣人，好比一镒的纯金，相比于万镒的纯金，虽然分量上相差悬殊，但就其作为足色的黄金而言并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孟子才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为学之人向圣人学习，也不过是学习摒弃人欲、存养天理的功夫，好比学习炼金也就是学习如何将黄金炼到纯净。如果原料成色本身就比较足，冶炼的功夫就相对省力，炼成足金也相对容易；成色越差的原料，冶炼起来也就越难。人的气质禀赋有清澈浑浊、纯粹驳杂的差异；有一般人以上、一般人以下的才能差异；对于道的体悟，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学而知之、践而行之的差别。各方面较差的人，必须比别人多下数倍，甚至数十倍、数百倍的功夫，然而一旦功夫做成了就都是一样的。后世的学者不理解学做圣人的根本在于心中纯粹都是天理，却专门在知识与才能上下功夫，认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认为自己必须将圣人的许多知识和才能都逐一掌握，才能成为圣人。故而，这些人不务求在存养天理上下功夫，却费尽心思钻研书本、考究事物、追求形迹。知识愈发广博，人欲也日益滋长；才能愈发增进，天理却日益遮蔽。好比看到有人有万镒的黄金，就不去冶炼黄金的成色、不求在成色上无可挑剔，却妄想在分量上与他人相同。锡、铅、铜、铁等杂质一并投下去，分量是增长了，但成色却下来了，炼到最后，连黄金都不是了。”
这时徐爱在旁边，说：“先生这个比喻足以破除现今儒者唯恐学问支离破碎的困惑，对后世的学者大有裨益。”
先生又说：“我们做功夫，只求每日减少，不求每日增加。减去一分人欲，便恢复得一分天理，多么轻快洒脱、多么简单的功夫！”
【一〇一】
士德问曰：“格物之说，如先生所教，明白简易，人人见得。文公聪明绝世，于此反有未审，何也？”
先生曰：“文公精神气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继往开来，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后，果忧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删繁就简，开示来学，亦大段不费甚考索。文公早岁便着许多书，晚年方悔，是倒做了。”
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谓‘向来定本之误’，又谓‘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又谓‘此与守书籍、泥言语，全无交涉’，是他到此方悔从前用功之错，方去切己自修矣。”
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处，他力量大，一悔便转。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
【译文】
杨骥问：“格物的学说，确实像先生所讲的那样明白简单，人人都能理解。但为何像朱子那样绝世聪明的人，却对此不能明白呢？”
先生说：“朱子的精神气魄十分宏大，他早年就下决心要做继往开来的学问事业，所以一心一意都在考据学问和著书立说上下功夫。如果他能先切实地修养自身，自然就无暇顾及考据与著述的事业。等到他德业鼎盛之后，如果真的担忧大道无法昌明，就会像孔子那样删述《六经》，去繁就简，启示后学，也就不必花费大量精力去考据求索了。朱子早年写下许多书，到了晚年才悔悟到自己是将功夫做颠倒了。”
杨骥问：“朱子晚年的悔悟，比如他说‘当初确定根本的错误’‘虽然读了那么多书，但对我的事业又有何帮助’‘这与固守书本、拘泥词句没有关系’等话，说明朱子到此时才后悔过去功夫下错了，才开始认真地切己修养。”
先生说：“是的。这就是朱子的过人之处，他的才能高，一旦悔悟就能转到正道上。可惜不久之后就去世了，过去的许多错误还没来得及改正。”
【一〇二】
侃去花间草，因曰：“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
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间曰，“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
侃未达。
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
曰：“然则无善无恶乎？”
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
曰：“佛氏亦无善无恶，何以异？”
曰：“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
曰：“草既非恶，即草不宜去矣？”
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见。草若是碍，何妨汝去？”
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恶。”
曰：“不作好恶，非是全无好恶，却是无知觉的人。谓之不作者，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恶一般。”
曰：“去草如何是一循于理，不着意思？”
曰：“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体便有贻累，便有许多动气处。”
曰：“然则善恶全不在物？”
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
曰：“毕竟物无善恶？”
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将‘格物’之学错看了，终日驰求于外，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终身行不著、习不察。”
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则如何？”
曰：“此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无私意作好作恶。”
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安得非意？”
曰：“却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乐，则不得其正。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知此，即知‘未发之中’。”
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碍，理亦宜去’，缘何又是躯壳起念？”
曰：“此须汝心自体当。汝要去草，是甚么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么心？”
【译文】
薛侃在花园里除草，问道：“天地间为何善难以培养，恶难以除去呢？”
先生说：“只是因为没去真正去做培养善、去除恶的功夫罢了。”过了一会又说，“像你这样看待善和恶，都是因为从自己的身体出发来思考，这样就会出错。”
薛侃没有理解。
先生说：“天地间的生命，比如花和草，又有什么善恶之分？你想要赏花，就认为花是好的，草是坏的。如你想要用草，又会认为草是好的了。像这样的善恶之分，都来自你心中喜欢与厌恶的感情，所以我才知道这是错的。”
薛侃说：“难道世间就没有善恶之分了吗？”
先生说：“无善无恶是天理的静止状态，有善有恶的是气化的流动。气如果不动，便没有善与恶的区分，这就是至善。”
薛侃说：“佛家也说无善无恶，如何与之区别开来呢？”
先生说：“佛家执着于无善无恶，一切人事都不管不顾，不能用来治理天下。圣人所说的无善无恶，只是让人‘别刻意去为善为恶’，不为气所动。然而‘遵循王道’‘归于标准’，就是自然遵循天理，自然会有帮助天地万物各得其所的力量。”
薛侃说：“既然草并不是坏的，那也没有除去的必要了。”
先生说：“这样说的话就又是佛、道的观点了。草如果有所妨碍，去掉又何妨？”
薛侃说：“那这样又是刻意地为善为恶了。”
先生说：“不刻意去为善为恶，并不是要你完全没有好恶之心，要是这样就成了没有知觉的人了。所谓不刻意，只是说好恶都依循天理，不夹杂一点私意。做到这样，就好像自己没有了好恶一样。”
薛侃说：“去除杂草怎样才能算是依循天理，不夹杂一点私意？”
先生说：“草有妨碍，理当去除，去除便是；即便并未去除，也不要放在心上。如若夹杂了一点私意，那么心就会受到拖累，就会为气所动。”
薛侃说：“那么善恶完全与事物无关吗？”
先生说：“善恶只在你自己的心上。依循天理就是善，为气所动就是恶。”
薛侃说：“事物本身终究没有善恶吗？”
先生说：“对于心而言是如此，对事物而言也是这样。世俗之儒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个道理，舍弃本心去追逐外物，将格物的意思理解错了，整日向外去求，只是妄想‘不通过积累便获得成就’，刚开始做时不明白其所以然，习惯后更不明白其所以然。”
薛侃说：“‘好比喜欢美色，好比厌恶恶臭’，要如何理解呢？”
先生说：“这正是依循天理，是天理要求人应当如此，并非刻意而为。”
薛侃说：“喜欢美色、厌恶恶臭，如何不是刻意的行为呢？”
先生说：“这是因为其中的意念是诚挚的意念，而非私意。诚意只是依循天理。依循天理，便是没有一丝一毫私意。故而有愤怒、怨恨、喜欢、快乐的感情，心便无法保持中正。必须使得心胸广阔公正，才是心的本体。了解到这个层面，就能知道什么是感情未发时的中正了。”
孟源说：“先生说‘草如果有妨碍，理当去除’，为何又说是从自己身上产生的念头呢？”
先生说：“这需要你自己去心中体会。你要除草，是出于什么用心？周敦颐窗前的草不除去，又是什么用心？”
【一〇三】
先生谓学者曰：“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著、习不察，非大本、达道也。”
又曰：“见得时，横说竖说皆是。若于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
【译文】
先生对学生们说：“做学问必须有个宗旨，功夫才有着落之处。即便功夫与宗旨之间有所阻断，但就好比船有舵一样，只要一提就能明白。如若不然，虽然还是做学问，却只是做个‘不通过积累便想获得成就’的功夫，刚开始做时不明白其所以然，习惯后更不明白其所以然，这不是学习的根本，也不是通往大道的路径。”
先生又说：“如果能够明白为学的宗旨，怎么说都能明白。如果这里懂了，那里却不懂，那只是因为还没把握为学的宗旨。”
【一〇四】
或问：“为学以亲故，不免业举之累。”
先生曰：“以亲之故而业举为累于学，则治田以养其亲者，亦有累于学乎？先正云：‘惟患夺志。’但恐为学之志不真切耳。”
【译文】
有人问：“因父母要求的缘故学习，难免要被科举所牵累。”
先生说：“为父母参加科举会妨碍学习，那么种田赡养父母也会妨碍学习吗？程颐先生说：‘只是害怕科举事业会使学者失去志向。’为学之人只需要担心自己为学的志向不够坚定罢了。”
【一〇五】
崇一问：“寻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无事亦忙，何也？”
先生曰：“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
【译文】
欧阳德问：“平常思想意念多忙乱，有事时固然忙乱，无事时却也忙乱，这是为何？”
先生说：“天地万物生生不息，没有一刻停止。然而天地之间有一个主宰，所以天地万物才不会乱了秩序。虽然有千变万化，但主宰不变。人正是因这个主宰才得以产生的。主宰恒定不变，与天地运动不息一起存在，即便万物运动变化不止，主宰还是能够从容自在，这就是所谓‘天君泰然不动，百体遵令而从’。如果没有主宰，只是气的奔放流窜，怎么能够不忙乱呢？”
【一〇六】
先生曰：“为学大病在好名。”
侃曰：“从前岁自谓此病已轻，此来精察，乃知全未。岂必务外为人？只闻誉而喜，闻毁而闷。即是此病发来？”
曰：“最是。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
又曰：“‘疾没世而名不称’，‘称’字去声读，亦‘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之意。实不称名，生犹可补，没则无及矣。‘四十五十而无闻’，是不闻道，非无声闻也。孔子云：‘是闻也，非达也。’安肯以此望人？”
【译文】
先生说：“做学问最大的毛病在于爱好虚名。”
薛侃说：“从去年起，我认为我的这个毛病已经减轻了，现在认真省察，才知道并非如此。难道我真的十分在意外人的看法吗？只是听到赞誉便高兴，听到诋毁便郁闷罢了。想必这就是这个毛病发作时的表现？”
先生说：“正是如此。虚名与实务相对。务实之心多一分，务名之心就少一分。如果全都是务实之心，就没有务名之心了。如果务实之心像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一样迫切，哪里还有工夫爱好虚名呢？”
先生又说：“‘疾没世而名不称’中的“称”字读第四声，也就是‘声名超过实情，君子感到羞耻’的意思。实情与声名不相称，在世时还可以弥补，过世后便没有办法了。‘四十五十而无闻’是指没有听闻大道，并不是没有声名在外的意思。孔子说过‘这是声名，并非贤达’的话，他又怎么会用声名来评价人呢？”
【一〇七】
侃多悔。
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
【译文】
薛侃经常后悔。
先生说：“悔悟是治病的良药，然而悔后能改才难能可贵。如果悔悟之情滞留在心中，又会因药而病了。”
【一〇八】
德章曰：“闻先生以精金喻圣，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以煅炼喻学者之工夫，最为深切。惟谓尧舜为万镒，孔子为九千镒，疑未安。”
先生曰：“此又是躯壳上起念，故替圣人争分两。若不从躯壳上起念，即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尧舜万镒，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镒，只是尧舜的，原无彼我。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终年碌碌，至于老死，竟不知成就了个甚么，可哀也已！”
【译文】
刘德章说：“听闻先生用纯金比喻圣人，用金的分量比喻圣人的才力，用炼金比喻学习，十分深刻。只是说到尧舜是万镒的纯金，孔子是九千镒的纯金，似乎不妥。”
先生说：“你这又是从外在的事物上起念头，所以才要替圣人去争些分量。如果不从外在的事物上起念头，就不会认为把尧舜比作万镒纯金太多、把孔子比作九千镒纯金太少。尧舜的万镒也是孔子的，孔子的九千镒也是尧舜的，原本没有彼此之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只看心体是否‘精研专一’，不论才力多寡，只要心中纯粹都是天理这一点相同，便都可以称之为圣人。如果在才力气魄上比较，如何能够相同呢？后世的儒者只是在分量上计较，所以才流于功利。如果去除计较分量的心思，每个人尽力让心中纯粹是天理，那么人人都能有所成就，才力大的人成就大，才力小的人成就小，无须向外追求就都能完备。这便是实实在在、明于至善、以诚立身的事业。后世的儒者不明白圣人之学，不知道在自己心里的‘良知良能’上去体认扩充，却去追求那些自己所不知道的知识，学自己所不会的技艺，一味地希求高远、羡慕博大，不知道自己依然是桀纣的心思，却动不动想做尧舜的事业，这又怎么办得到呢？一年到头忙忙碌碌，等到老死，却不知道自己做成了什么事业，可哀可叹！”
【一〇九】
侃问：“先儒以心之静为体，心之动为用，如何？”
先生曰：“心不可以动静为体用。动静，时也。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若说静可以见其体，动可以见其用，却不妨。”
【译文】
薛侃问：“程颐先生认为，静止状态是心的本体，运动状态是心的作用，对吗？”
先生说：“心不能够用动静来区分体用。动静是针对时间而言的。就本体而言，作用蕴含在本体之中；就作用而言，本体呈现于作用之间。这就是‘体用一源’。如果说心在静止的时候可以看到本体，在运动的时候可以看到作用，倒也无妨。”
【一一〇】
问：“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
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译文】
薛侃问：“孔子为什么说，最聪明的人和最愚笨的人，他们的性情都不能改变呢？”
先生说：“并不是说不能改变，而是不愿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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