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母子说的相声

《母爱天国》去BAIDU知道查 就好了

《爱的教育》，《傅雷家书》不够温馨，《爱的教育》在温馨中教育自己的孩子，更容易让人接受^-^

适合做
二人三足

学习两人相互配合用三条腿跑步，增进亲子情感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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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也可以带孩子去书店,看孩子对什么书感兴趣.现在儿童看图读物很多呢!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1873—1918），是绩溪县中屯人。

　　出上庄，过杨林桥，东北行十里许，即到中屯。顺弟的父亲是村里的农民，名叫冯振爽，小名金灶。青年时参加过太平军，随军里的裁缝学得一手好裁缝手艺。他平日勤耕苦作，农闲时便给人家做衣裳什物，为人勤俭正直，人称金灶官。

　　金灶的妻子第一胎生下个女儿。在旧社会，重男轻女，女孩子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农家更特别希望有劳动力。因此，金灶给女儿取名“顺弟”，即含着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吉利意思。果然第二胎生了个儿子，以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一家六口，生活虽然艰难，却也和睦亲爱，自有一种天然纯朴的快乐。

　　但冯金灶心里总压着一块石头。祖上传下来的老屋，在太平天国那几年的战火里毁坏了。他发誓要重振家业，在那老屋的地基上建造一栋更大更讲究的新屋。然而谈何容易!金灶夫妇苦做省吃，木料砖瓦还是一点也没有着落，没有钱!

　　顺弟年齿渐长，懂事也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早。她长得——

　　圆圆的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面貌并不美，倒稳重得很，不像个庄稼人家的孩子。

　　在家里，她上侍父母，下扶弟妹，手脚勤快，为人也贤慧，最得父母钟爱，村里人都说金灶修得了个好女儿。顺弟也很体贴父母。望着父亲梦想新屋而忧愁的面孔，她常恨自己不是个男子，不能帮助父亲劳动，赚钱，建新屋。

　　顺弟16岁的这年春天，上庄的星五嫂来到中屯金灶家，给顺弟说媒，说的便是她家的大侄儿，人称“三先生”的胡传。

　　这一年，胡传已经48岁了。前妻曹氏死了十多年，儿女都已长大。他在外边做官，没有个家眷实在不方便，所以打算续娶个填房。

　　金灶夫妇听了星五嫂的来意，当下心里为难。一来，怕攀不上做官人家，将来反让旁人笑话；二来，三先生比顺弟大32岁，又是填房，怕女儿不愿意；三来呢，三先生已有一大堆儿女，大女儿大儿子都比顺弟大好几岁，这样人家的晚娘不容易做，怕害了女儿一辈子。因此，金灶便对星五嫂说，这件事须同女儿商量，把媒人打发走了。

　　晚饭后，金灶夫妇把上庄三先生要娶填房，星五嫂来说媒的事，对女儿说知。又说，做父母的也心里为难，要女儿自己拿定主意。顺弟听了，低着头，半晌不肯开口，但心里却在紧张活动。三先生她是见过的，人家都说是好人。她想，做填房，可以多要聘金；前妻儿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财礼应该会更好看些。这是她报答父母的好机会，可以帮助父亲建起他一生梦想的新屋。于是，顺弟暗暗下了决心，应承了。

　　八字开过去了，与胡传的八字合过了；礼单送过来了；二月订亲，三月迎娶，农家姑娘冯顺弟，便变成了上庄胡传家的官太太。中屯冯家也造起了一栋新屋。

　　婚后的第二年，胡传便把冯顺弟接到上海同住。第三年冬天，生下一个男孩，这便是小胡适；不过那时还不叫“胡适”，而叫“儿”。他是胡传最小的儿子，顺弟惟一亲生的一点骨血。

　　小儿出世后刚满90天，胡传被调往台湾供职。到一八九三年春天，冯顺弟便带着一家子，抱着小儿，去台湾投亲，在胡传做官的台南和台东，度过了将近两年的很快乐的团居生活。那时已年过50岁的胡传，在公务之暇，剪一些红纸方笺，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楷字，教年仅20的冯顺弟认字。他们两人又一起教刚过两岁的小儿也开始咿哑识字，父亲当教师，母亲既是学生又兼助教。这老夫少妻稚子三口，享受到了人间最神圣的天伦之乐。到离开台湾时，母亲认了近千字，小儿也认了七百多字。

　　幸福是那样短暂，瞬息即逝，悲痛却来得那样突然，沉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胡适母子刚离开台湾，回到绩溪故乡不久，就传来了他父亲胡传病死在厦门的噩耗。这家庭的巨变和不幸，在胡适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最初的记忆：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

　　胡适的母亲遭到这般沉重的打击，当时还只有22岁多两个月零17天，虚龄也只23岁!她在人生的途路上还刚刚迈开几步，刚刚尝到一点生活的甜蜜，便青年丧夫，做了寡妇，这是一个中国妇女的最大的不幸!而她又“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再加上家业中落，经济困窘，诚如她的儿子所说，“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

　　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

　　1904年 三子胡洪死。

　　1905年 父冯振爽死。

　　1909年 妹冯玉英死。

　　弟冯诚厚死。

　　1915年 长女胡大菊死。

　　长子胡洪骏死。

　　1917年 长孙胡思明死。

　　年纪轻轻的弟妹儿孙，这样接连死去，不断折磨着冯顺弟的精神和肉体。其中以她弟弟的病和死，情状最为惨苦。中屯流行血吸虫病。她的弟弟诚厚，幼习药业，农忙时回家种田，感染上血吸虫病。玉英妹死后不久，诚厚的病势转重，腹胀不消，又不忍让年老的母亲知道，便到上庄姐姐家来治病。胡适的母亲服侍汤药，夜不解衣。诚厚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她恐怕弟弟有个三长两短，老母亲的暮年就更难堪了。听乡间传说割股可以疗病，一天夜里，她便焚香祷告天地，用快刀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块肉来，煎在药里。弟弟吃不下去，她又将肉烤焦，夹在锅巴中，让弟弟吃了。姐姐如此至诚，但和愚昧相结合，自然不可能起死回生。诚厚终于抛下年老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儿女，撒手而逝，只给人世间又增添一个寡妇，三个孤儿。顺弟怎能不十分悲恸呢!

　　23年的寡居生活，漫长而痛苦，她居然熬过来了!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呢？就因为有她亲生的一点骨血——她惟一的儿子胡适。只因为这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儿子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为了这点骨血的将来，她愿意忍受一切，献出自己的一切，并挣扎着熬过了23年!

　　儿子的将来应该是怎样的呢？她具体不知道，只是希望儿子学他的老子，能走他老子的道路。她常对儿子述说他父亲的种种好处，叮咛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尽管她和丈夫只过了六年三个月零21天，她对胡传的思想事业也不真正了解，但她虔诚地崇拜丈夫，尊敬丈夫，爱她的丈夫，可以说是一个丈夫至上主义者。胡传亲手写的那些红纸方字，她也终生保存着，视为她与丈夫、儿子三人“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在她的心里，丈夫胡传简直成了一尊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而且，她又以虔诚唠叨的述说与叮咛，逐步在儿子的心里也树起了这尊偶像。

　　为了儿子的将来，她管教很严。她没有读过书，却千方百计地履行胡传的遗嘱，送儿子读书。绩溪上庄一带，蒙馆学金很低，每个学生每年一般只送两块银元。先生教起书来自然也不肯尽心，只教学生念死书，背死书，还动辄施以体罚。这样，学生学起来没兴趣，便常常逃学。胡适的母亲却与众不同，舍得在学金上下本钱。据胡适回忆说：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了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

　　因此一着，先生便对胡适另眼相看，特别优待，认真地为他讲书，把一字一句的意思讲得清清楚楚。这使胡适得到莫大的好处。他后来回忆说，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正是他的母亲增加学金所得的大恩惠。

　　胡适留学美国那几年，家中经济异常困窘。几个哥哥闹着分了家。胡适的母亲独立撑持门户，一切亲戚庆吊往来，人情南北，负担委实不轻，乃至靠抵当首饰过年，贫窘之状可见一斑。恰巧这时，族中胡守焕因家庭败落，愿将《图书集成》一部大书减价出售。胡适的母亲知道儿子想得到这部书，便借钱买下了。她宁肯自己遭受困窘，却仍处处为儿子设想，真可以算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资的开明的母亲。

　　然而，在儿子的婚事上，她却很不开明。她很早就为儿子包办订下了终身大事，也许是盼着早日抱孙子罢。

　　到1918年11月，她历尽寡居的艰辛，离开人世的时候，虽然只活了46岁，心里却应该是感到宽慰和满足的了。她的儿子已经学成归国，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且成了倡导文学革命的知名人物。她感到遗憾的，可能是最后没有来得及抱孙子。

《习惯和人生》 养生的：黄帝内经养生智慧，养生堂全集 中年人也应该开始保养。

有的动漫一般都是小孩子看，然后适合父母家长看的动漫的话，我觉得有的家长就跟着孩子看就行了，但是动漫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适合家长去看的，如果想看的话，可能海贼王是一个比较好的推荐。

人们总爱宣扬母爱的伟大。比喻时，也总愿意比喻成气壮山河的事物，很少有人把母爱比喻成水，觉得这太过平淡。殊不知，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平平淡淡才是真。



　　记得看过一篇文章，叫做《母爱没有具体的内容》。是呀，细细回味，才会发现，很难通过一件什么事情，来证明母亲怎样怎样，也很难用一个词，来说明母亲如何如何。当然，这不是因为对妈妈不够了解，相反，是因为太了解了，千头万绪，不知该如何下笔。



　　欣赏母亲的性格，雷厉风行，从不拖泥带水。我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像母亲一样挺拔、不屈。这是一个好干部应具有的品质——妈妈教育我说。母亲能吃苦，这是公认的。印象中，没有什么事是妈妈做不了的。从记事起就是这样，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因此，总喜欢和母亲待在一起，很温暖的感觉，我喜欢这种感觉，让我觉得踏实，安全。



　　 常感叹岁月的无情，无情到近似冷酷。她掳走了我身边人所有的青春，用他们的苍老，换来了我的成长。光阴的洗涤，漂白了妈妈的长发，却留下了妈妈那份与生俱来的勇敢与坚强。但还是不得不承认，妈妈老了。



　　 但，妈妈的许多话很是有道理。这是生活的历练，留下的宝藏，蕴藏着生命的玄机——我觉得。（可以删去）因此小时候，我对妈妈绝对的崇拜，把她的一些话当圣经般遵循。妈妈常说，人一辈子，并不是所有事都是喜欢做的，有很多事，你不喜欢做，却不能不去做，而且一定要做，做还得做到最好；否则不要说对不起父母，对不起朋友，甚至你连自己都对不起。这番话伴我走过昨天，走到今天，我相信，也将伴我走向明天。给我勇气，让我在每一个充满阳光的日子里，坚强地面对每一个人，每一个新的挑战。



　　 爱就是爱，我深深的敬爱着母亲。虽不轰轰烈烈，但有时候，细水长流，也不失为一种风景。可能会有几分平凡，但本来就是凡人一个，又会有多壮烈的爱。更何况，在我看来，每一份爱都是一样珍品，值得我们永远珍藏。 　　未来的日子好长好长，不知还会和母亲携手走过多少个四季。一同回味初春、品尝盛夏、咀嚼金秋、聆听隆冬。拾起生活留给我的点点滴滴，把每一片成长的回忆酿成最淳（醇）的美酒，贴上标签，随岁月的洗礼越来越浓、越来越香；用妈妈的爱作标榜，同样去爱身旁的每一个人，也珍惜每一份别人给予的爱。希望我这颗年轻的心，能温暖妈妈那颗不再年轻的心，滋润她的饱经沧桑，照顾母亲一生一世。



　　是啊，母爱如水。水——生命之源；母爱——一生相伴。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1873—1918），是绩溪县中屯人。



　　出上庄，过杨林桥，东北行十里许，即到中屯。顺弟的父亲是村里的农民，名叫冯振爽，小名金灶。青年时参加过太平军，随军里的裁缝学得一手好裁缝手艺。他平日勤耕苦作，农闲时便给人家做衣裳什物，为人勤俭正直，人称金灶官。



　　金灶的妻子第一胎生下个女儿。在旧社会，重男轻女，女孩子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农家更特别希望有劳动力。因此，金灶给女儿取名“顺弟”，即含着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吉利意思。果然第二胎生了个儿子，以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一家六口，生活虽然艰难，却也和睦亲爱，自有一种天然纯朴的快乐。



　　但冯金灶心里总压着一块石头。祖上传下来的老屋，在太平天国那几年的战火里毁坏了。他发誓要重振家业，在那老屋的地基上建造一栋更大更讲究的新屋。然而谈何容易!金灶夫妇苦做省吃，木料砖瓦还是一点也没有着落，没有钱!



　　顺弟年齿渐长，懂事也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早。她长得——



　　圆圆的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面貌并不美，倒稳重得很，不像个庄稼人家的孩子。



　　在家里，她上侍父母，下扶弟妹，手脚勤快，为人也贤慧，最得父母钟爱，村里人都说金灶修得了个好女儿。顺弟也很体贴父母。望着父亲梦想新屋而忧愁的面孔，她常恨自己不是个男子，不能帮助父亲劳动，赚钱，建新屋。



　　顺弟16岁的这年春天，上庄的星五嫂来到中屯金灶家，给顺弟说媒，说的便是她家的大侄儿，人称“三先生”的胡传。



　　这一年，胡传已经48岁了。前妻曹氏死了十多年，儿女都已长大。他在外边做官，没有个家眷实在不方便，所以打算续娶个填房。



　　金灶夫妇听了星五嫂的来意，当下心里为难。一来，怕攀不上做官人家，将来反让旁人笑话；二来，三先生比顺弟大32岁，又是填房，怕女儿不愿意；三来呢，三先生已有一大堆儿女，大女儿大儿子都比顺弟大好几岁，这样人家的晚娘不容易做，怕害了女儿一辈子。因此，金灶便对星五嫂说，这件事须同女儿商量，把媒人打发走了。



　　晚饭后，金灶夫妇把上庄三先生要娶填房，星五嫂来说媒的事，对女儿说知。又说，做父母的也心里为难，要女儿自己拿定主意。顺弟听了，低着头，半晌不肯开口，但心里却在紧张活动。三先生她是见过的，人家都说是好人。她想，做填房，可以多要聘金；前妻儿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财礼应该会更好看些。这是她报答父母的好机会，可以帮助父亲建起他一生梦想的新屋。于是，顺弟暗暗下了决心，应承了。



　　八字开过去了，与胡传的八字合过了；礼单送过来了；二月订亲，三月迎娶，农家姑娘冯顺弟，便变成了上庄胡传家的官太太。中屯冯家也造起了一栋新屋。



　　婚后的第二年，胡传便把冯顺弟接到上海同住。第三年冬天，生下一个男孩，这便是小胡适；不过那时还不叫“胡适”，而叫“儿”。他是胡传最小的儿子，顺弟惟一亲生的一点骨血。



　　小儿出世后刚满90天，胡传被调往台湾供职。到一八九三年春天，冯顺弟便带着一家子，抱着小儿，去台湾投亲，在胡传做官的台南和台东，度过了将近两年的很快乐的团居生活。那时已年过50岁的胡传，在公务之暇，剪一些红纸方笺，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楷字，教年仅20的冯顺弟认字。他们两人又一起教刚过两岁的小儿也开始咿哑识字，父亲当教师，母亲既是学生又兼助教。这老夫少妻稚子三口，享受到了人间最神圣的天伦之乐。到离开台湾时，母亲认了近千字，小儿也认了七百多字。



　　幸福是那样短暂，瞬息即逝，悲痛却来得那样突然，沉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胡适母子刚离开台湾，回到绩溪故乡不久，就传来了他父亲胡传病死在厦门的噩耗。这家庭的巨变和不幸，在胡适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最初的记忆：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



　　胡适的母亲遭到这般沉重的打击，当时还只有22岁多两个月零17天，虚龄也只23岁!她在人生的途路上还刚刚迈开几步，刚刚尝到一点生活的甜蜜，便青年丧夫，做了寡妇，这是一个中国妇女的最大的不幸!而她又“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再加上家业中落，经济困窘，诚如她的儿子所说，“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



　　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



　　1904年 三子胡洪死。



　　1905年 父冯振爽死。



　　1909年 妹冯玉英死。



　　弟冯诚厚死。



　　1915年 长女胡大菊死。



　　长子胡洪骏死。



　　1917年 长孙胡思明死。



　　年纪轻轻的弟妹儿孙，这样接连死去，不断折磨着冯顺弟的精神和肉体。其中以她弟弟的病和死，情状最为惨苦。中屯流行血吸虫病。她的弟弟诚厚，幼习药业，农忙时回家种田，感染上血吸虫病。玉英妹死后不久，诚厚的病势转重，腹胀不消，又不忍让年老的母亲知道，便到上庄姐姐家来治病。胡适的母亲服侍汤药，夜不解衣。诚厚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她恐怕弟弟有个三长两短，老母亲的暮年就更难堪了。听乡间传说割股可以疗病，一天夜里，她便焚香祷告天地，用快刀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块肉来，煎在药里。弟弟吃不下去，她又将肉烤焦，夹在锅巴中，让弟弟吃了。姐姐如此至诚，但和愚昧相结合，自然不可能起死回生。诚厚终于抛下年老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儿女，撒手而逝，只给人世间又增添一个寡妇，三个孤儿。顺弟怎能不十分悲恸呢!



　　23年的寡居生活，漫长而痛苦，她居然熬过来了!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呢？就因为有她亲生的一点骨血——她惟一的儿子胡适。只因为这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儿子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为了这点骨血的将来，她愿意忍受一切，献出自己的一切，并挣扎着熬过了23年!



　　儿子的将来应该是怎样的呢？她具体不知道，只是希望儿子学他的老子，能走他老子的道路。她常对儿子述说他父亲的种种好处，叮咛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尽管她和丈夫只过了六年三个月零21天，她对胡传的思想事业也不真正了解，但她虔诚地崇拜丈夫，尊敬丈夫，爱她的丈夫，可以说是一个丈夫至上主义者。胡传亲手写的那些红纸方字，她也终生保存着，视为她与丈夫、儿子三人“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在她的心里，丈夫胡传简直成了一尊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而且，她又以虔诚唠叨的述说与叮咛，逐步在儿子的心里也树起了这尊偶像。



　　为了儿子的将来，她管教很严。她没有读过书，却千方百计地履行胡传的遗嘱，送儿子读书。绩溪上庄一带，蒙馆学金很低，每个学生每年一般只送两块银元。先生教起书来自然也不肯尽心，只教学生念死书，背死书，还动辄施以体罚。这样，学生学起来没兴趣，便常常逃学。胡适的母亲却与众不同，舍得在学金上下本钱。据胡适回忆说：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了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



　　因此一着，先生便对胡适另眼相看，特别优待，认真地为他讲书，把一字一句的意思讲得清清楚楚。这使胡适得到莫大的好处。他后来回忆说，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正是他的母亲增加学金所得的大恩惠。



　　胡适留学美国那几年，家中经济异常困窘。几个哥哥闹着分了家。胡适的母亲独立撑持门户，一切亲戚庆吊往来，人情南北，负担委实不轻，乃至靠抵当首饰过年，贫窘之状可见一斑。恰巧这时，族中胡守焕因家庭败落，愿将《图书集成》一部大书减价出售。胡适的母亲知道儿子想得到这部书，便借钱买下了。她宁肯自己遭受困窘，却仍处处为儿子设想，真可以算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资的开明的母亲。



　　然而，在儿子的婚事上，她却很不开明。她很早就为儿子包办订下了终身大事，也许是盼着早日抱孙子罢。



　　到1918年11月，她历尽寡居的艰辛，离开人世的时候，虽然只活了46岁，心里却应该是感到宽慰和满足的了。她的儿子已经学成归国，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且成了倡导文学革命的知名人物。她感到遗憾的，可能是最后没有来得及抱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