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时序3.10】“天人合一”的再度表达

周末无寒年，因东周之懦弱；秦亡无燠岁，由嬴氏之凶残。

泰阶星平曰泰平，时序调和曰玉烛。

岁歉曰饥馑之岁，年丰曰大有之年。

唐德宗之饥年，醉人为瑞；梁惠王之凶岁，野莩堪怜。

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大家好，我是蔡老师。今天我们继续要讲的是，一些特殊时间的称谓，我们先来看

周末无寒年，因东周之懦弱；秦亡无燠岁，由嬴氏之凶残。

这里的周末，不是一个礼拜的周末，礼拜六礼拜天，指的是周朝末年，简称周末，什么意思呢，字面上讲，周朝末年，没有寒冷的年份，因为东周的统治过于懦弱；那什么叫，秦亡无燠岁，燠指的就是温热的意思，连起来，就是秦朝灭亡时，没有温暖的年份，因为秦朝的统治，嬴秦氏十分凶残。那么这两句如何理解呢？其实在《汉书-五行志第七中之下》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无寒岁，秦灭无燠年。这句记载更加清楚，比较好理解，周朝的弊病是刑罚过于宽松，一点也不严格，都是温暖没有寒冷；秦朝灭亡是因为刑罚实在是太过暴虐，就像时时寒冬，没有温暖的年份。原来，这种说法，就是把人间社会的治、乱与自然界的寒暑相联系，认为人间社会的秩序会影响自然界的变化，在古代属于典型的天人感应。

这到底是不是有什么直接关联呢，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人类历史早年，并不是法治社会，开始以法治天下不会超过3000年，我们要知道是几百万年来，都是氏族部落制度，是以血缘关系来维系，中国发展到夏商，变为部落联盟邦联制度，再到周朝，确立了分封制，世卿世禄制度，他们都是泛血缘关系，来维持天下稳定，都属于以德治天下，而周朝初年，周公旦提倡礼乐文明，讲究礼别尊卑，乐殊贵贱，更是将其固化形式化，在最初的西周300年，确实极为合理、极为稳固，但这种统治是宽松的，靠感化靠自觉自律的，也就是《幼学琼林》说的“无寒年”，有个成语叫“画地为牢”就是最好的说明。说有个人大概犯了罪，管事儿的人无法可依，就地画了个圈，就兹当是监牢了，至于关多久，不知道，你自己好好反省，看着办，耶，就走了。同学们想想，这种管理是不是太宽松了？

但是到了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周平王东迁，由于这种管理过于宽松，导致从统治阶级自上而下，道德沦丧、品行败坏，实力衰退；而到了孔子时代，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人类一定是缺什么喊什么，于是儒家思想追求克己复礼，将“德治”理论化，很可惜历史的车轮无情滚滚往前，以德治国宣告失败，一去不复返。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随着文明化的进程，人口继续暴涨、资源越来越有限，人际关系极其紧张，私有制形成，人心不古；又随着周王室本身的衰弱，可分封的土地殆尽，自己没有稳定经济来源，遇事只能向诸侯求助，加上分封的碎片化，群雄纷起，周初的以德治国的设想，逐步崩塌，全部沦为泡影，诸侯国兼并搏杀，弑君事件层出不穷，政局尔虞我诈，社会动荡不安，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直至周朝灭亡；

那么反过来，随着秦国的商鞅变法后的异军突起，逐步成为战国最为雄强之国，靠的就是法家思想，以法治天下；从秦国到后来的秦朝，一百多年以来，一直运用这一思想，而乐此不疲；那么，秦朝就在暴政之下，驱动全天下之力，同时修长城，同时修直道驰道，同时建皇宫皇陵，同时征百越巡天下，短短几年同步完成数个百年计划，又自上而下，快速推行大一统的政策，靠的就是严刑峻法和残暴统治，动不动就老百姓，被犯法了，动不动就被判处死刑了，而且据说光死刑就有二三十种死法，蔡老师在这里就不列举了，实在是充满着血腥。

百姓们，本以为天下统一、结束战争之后能有些许喘息，能过上太平日子，没料想还不如不统一，依然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很快遭到了百姓的剧烈反抗和六国贵族后裔的疯狂反扑，抗秦的呐喊声响彻云霄，起义的星火也遍布天下，熊熊燃烧，嬴秦氏很快也就失去了天下。那么，这种严苛的、凶残的治国方式，很显然站在了以德治国，儒家施行“仁政”思想的对立面，所谓针尖对麦芒，所以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在百家争鸣之中，一直是激烈的对抗。因此在《幼学琼林》中就有了秦亡无燠岁，由嬴氏之凶残的相反的描述。所以我们说，不管是哪个，在古文中我们一旦看到了寒年和燠岁，都是指极不正常的年份，时间久了就是亡国灭种。

泰阶星平曰泰平，

泰阶星是指古代的一个星座的名称，由六颗星组成，两两又分为三台，上台、中台和下台，依次倾斜向上，像台阶一样，所以叫泰阶星；那么上台两颗星代表着天子和女王，一颗在上一颗在下，中台两颗代表着诸侯和卿大夫，也分上下，下台一上一下，就代表的就是士和庶人。其实这泰阶星，就对应着人间社会的六个等级。那么古人啊，用这三台各自的星，相互之间的位置变化和颜色亮度变化，来对应人间社会的状态，比如，君王如果喜好战争，那么上台的那颗上星亮度变暗，呈红色，如果修建宫殿，君王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那么上台两颗星就合拢，横向并排；如果王宫诸侯背叛天子发动战争，那么中台的上星变红色，若外夷入侵，边境暴乱，中台的下星呈现白色；再比如，卿大夫废弃正道、不务正业、贪赃枉法，趋向邪路，那么哪课星会有异常呀，对了，中台的下星暗淡呈现红色；如果士子和庶人追逐末业，豪杰相互欺凌，那么下阶因此而扩大间距。等等之类，具有这样的天人对应关系。那么《幼学琼林》取了其中的一条规律，认为，泰阶星平，就预示着君臣就可以和睦，政令得以施行，阴阳调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天下太平，泰阶星倾斜呢，就是天下大乱。这些我们现在看来，基本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是在古代，它绝对算得上是最高精尖的理论，是有一套非常严密的宇宙观系统，也代表了中国古人探索宇宙，认知世界的博大胸怀和大胆猜想，我们应该给予高度的赞叹和评价。

我们再接着看时序调和曰玉烛。时序，就是我们这个部分的名称，意思就是时间的先后，季节的次序。调和就是协调和谐。那么玉烛是什么呢？古人认为，烛龙之神，主宰四季和白天黑夜，龙衔玉烛，则时序调和。刚才提到的烛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兽，人面龙身，口中衔烛，在西北无日之处照明于幽阴。传说中的烛龙，威力极大。眼睛睁开时，普天光明，即为白天；眼睛闭上时，天昏地暗，即为黑夜。那么，调玉烛，就是，四季气候调和，四时之气和畅，还是用来形容太平盛世。

岁歉曰饥馑之岁，年丰曰大有之年。

这两句比较好懂，岁歉，就是歉收之年，就是收成不好。那么，什么叫饥馑，谷不熟为饥，菜不熟为馑，饥馑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庄稼收成极差颗粒无收。那么相反，丰收的年份，叫做大有之年，这个大有，是《易经》六十四卦的卦名，意为这大，多，富足的意思。

唐德宗之饥年，醉人为瑞；梁惠王之凶岁，野莩堪怜。

这两句字面意思呢？唐德宗时遇荒年，路上看见一个醉汉，人们便认为是吉祥的征兆。梁惠王时遇大荒灭，城郊野外到处都是饿死的人，实在很可怜。野莩指的就是，野外有饿死的人。莩，通歹字旁的殍。那么这两句是啥意思呢？涉及到两位君王，我们先来看唐德宗，唐德宗李适，唐代宗长子，唐朝第九位皇帝（去武则天以外，780年——805年在位），在位26年。享年64岁。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权威，藩镇割据的局面形成了。各地节度使纷纷拥兵自重，不把中央放在眼里

李适在广德二年（764年）被立为皇太子，大历十四年（779年）即位。次年，为了改善财政，听从宰相杨炎的建议，废除庸调制，颁布“两税法”，并试图削弱藩镇割据实力，加强中央集权，但由于措施不当，反而引起节度使的反抗。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唐德宗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朱泚（此）称帝，后来，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叛变，唐德宗再逃到汉中。此时天下大乱，饿死的人无数，这粮食都不够吃，哪还有什么人酿酒、喝酒啊；所以《幼学琼林》中说的居然还能看到有醉酒之人，实在出乎意料，实在是吉祥的征兆了，当然很显然这是正话反说，在讽刺唐德宗的败政，相比盛唐，粮食多的吃不完，都去酿酒，所以唐朝从上到下，男女老少酒量都不差，但就这样也都喝不完，没办法干脆就都倒了，粮食也不处理了，只能让它生虫。所以对比之下呀，我们也能理解醉人为瑞的说法了，也说明了安史之乱，实在是唐朝，乃至中华文明的转折点！

好在，遇到了如此大的困难，终于得到解决，唐德宗接受了翰林学士陆贽的建议，颁布了《罪己大赦诏》。这篇由陆贽起草的罪己诏，选在兴元元年正月初一发布。这篇罪己诏情真词切，很有感召力，颁布之后，一些叛乱军队归顺了朝廷。唐德宗的罪己诏，虽然暂时起到了稳定局面的作用，但“罪己”之后的唐德宗依然猜忌刻薄，重用奸佞。在他的领导下，衰败的唐朝不但没能实现“中兴”，而且更加衰败了。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逝世，谥号神武孝文皇帝，庙号德宗，葬崇陵。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大名鼎鼎的梁惠王，梁惠王实际上应该称魏惠王，他在位时间很久，52年。在他即位初年，魏国由于政局变化和秦国的军事威胁，就主持了迁都的大事件，从安邑，也就是现在山西运城，迁到了大梁，也就是河南的开封，所以历史上称他为梁惠王。即位以后，梁惠王还是出色的马上稳定了政局，但他却是一个典型的败家子，他之所以出名，是他在位期间，打了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等一连串大败仗，以及失去了河西郡的全部土地，从而陷入秦国的直接威胁，硬是将乃祖魏文侯、乃父魏武侯辛辛苦苦创下的那份霸业给葬送了，从此魏国一蹶不振，基本退出了称霸天下的舞台，所以他称得上是完全的失败者。

公元前453年，韩、魏、赵三家分晋，战国揭幕。在当时的七雄之中，魏文侯第一个实行改革，礼贤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名流贤达，重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才俊之士，行“地力之教”，施“平籴之法”，创“武卒之制”，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当上了三晋老大。他曾联合韩、赵诸国，先后西伐秦，占秦河西之地；南击楚，夺楚睢之间；东攻齐，入齐长城；北征中山，一度奄有其地。后来的魏武侯，效法其父，保证了魏国的霸业得以平稳维持。应该说，父祖辈给梁惠王留下了一份十分可观的家业，他完全可以“大树底下好乘凉”，当守成之主，享现成之福，谋社稷之安。

然而，好大喜功心态，以及随之而来的战略抉择失误，终使梁惠王走上了身败名裂的不归路。从战国兵备地理考察，魏国北邻赵，西接秦，南连楚，东毗齐、宋，其地四通八达，多面受敌，无险可守，处于四战之地的战略内线地位，这决定了魏国的中原霸权有着天生的内在脆弱性。所以，其实梁惠王上台后最应该做的，是如何凭借已有的实力地位，适当选择主攻方向，避免四面出击，防止四面树敌。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他的正确选择无疑应为-东守而西攻，即据有河西之地，乘秦国退守洛水的有利形势向西发展，夺占泾、渭，控制崤、函，争取战略上的主动。

遗憾的是，梁惠王本人是彻头彻尾的战略短视者，他所追求的是表面上的风光，贪图的是虚幻意义的荣耀。在他看来，秦国“僻在雍州”，完全不配当自己的对手，胜之不武，服之无名，激发不起自己的兴趣。相反，控制三晋，压服齐、楚，才是煌煌伟业，颜面有光。在这种自高自大心理的驱使下，他轻率地作出了战略东移的选择，西守而东攻。为此，他把都城从安邑搬迁到大梁，自以为，居天下之中，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天下的领袖。

意识深处的霸主心态越是强烈，表现在行动上的乖张轻妄，也就越是极端。它使得梁惠王在当时的军事外交上变本加厉推行“单边主义”，动辄对其他诸侯国付诸武力，用戈戟而不是用樽俎来发言。这样一来，长期形成的魏、韩、赵三晋联合阵线破裂了，与齐、楚等大国的关系恶化了，至于与秦国的矛盾也丝毫未因迁都大梁而有所缓解。一句话，梁惠王终于因自己的好大喜功、锋芒毕露、四面出击而陷入了战略上的极大被动。

　　尤为可悲的是，梁惠王始终不曾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殆，反而沾沾自喜，继续营造“慕虚声而损实利”的“形象工程”。所以我们也经常在诸子的书中，看到梁惠王招揽天下名士的对话，比如孟子、庄子，但他并不是采用他们的思想，而是附庸风雅。

而他的对手恰好利用这一点，推波助澜，诱使他在失败的道路上死不旋踵地走下去。头脑简单却自视甚高的梁惠王果然中计，进了人家预设的圈套。

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梁惠王接受商鞅的献策，释秦攻齐，自称为王。商鞅入秦主政后，敏锐地看到秦、魏互为死敌的本质属性，认为魏是秦的“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于是处心积虑“借刀杀人”，以图削弱乃至摧毁魏国的实力地位。为此，他出使魏国，实施祸水东引、坐收渔利之策。一到魏国，他便当面给梁惠王戴高帽，灌迷汤：“大王之功大矣，令行天下矣！”爱面子的梁惠王当然听得满心舒坦，整个身子飘飘然起来。商鞅见招术奏效，进而居心叵测地建议梁惠王“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即鼓动梁惠王公开称王，然后联合秦国，攻打齐、楚。“王”是当时的最高称号，地位在诸侯之上，梁惠王对这个名号早已朝思暮想、垂涎已久，只是担心他国的反对才不敢仓猝行事，现在既然得到秦国的“鼎力支持”，那也就不必再半抱琵琶，讲什么客气了，于是乎，梁惠王兴致勃勃按照周天子的礼制，准备舆服仪仗，修筑宫殿，在周显王二十五年（前344年）正式加冕称王。同时以霸主的身份，召集诸侯会盟，把场面撑得大大的：宋、卫、邹、鲁诸国国君应邀与会，秦国也派使节到会捧场。这时候的梁惠王真的是挣足了面子，摆够了身段。殊不知这种利令智昏的举动，恰恰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陷于孤立的困境，到头来为一时面子上的光鲜付出惨重的代价：“于是齐、楚怒，诸侯奔齐，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以桂陵、马陵之战为标志，也就是同学们比较熟悉的孙膑斗庞涓，魏国的霸权宣告终结，梁惠王的面子亦随之丢得一干二净。

于是，《幼学琼林》中毫不客气得指出了梁惠王之凶岁，野莩堪怜。其实也是对梁惠王好大喜功，痛失好局，不切实际，断送前程，而导致魏国百姓凶岁频繁、饿殍满地，实在是值得口诛笔伐！所以，我们说，在古代要是摊上一个昏君，最可怜的还是百姓。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继续。